三妃墩原址在今國慶路農(nóng)行西鄰南部，根據(jù)《縣志》記載：原在城外（指第一次唐尉遲恭所建的土城南界即今國慶路）城河中，原有三墩，為水蕩平兩墩（有說只有一墩）后則留唯一如“高樁饅頭”那樣的土墩，聳立在水中，上有一挺干直拔的榆樹。根據(jù)《縣志》分析“為水蕩平兩墩”一定很低小，獨留這高大大墩，則或為“主妃”，兩個小墩并列南面如隨侍狀，則說明面向西北，采取魂歸故鄉(xiāng)­——開封之意。

    南面是一條東西堤埂，埂南又是一個較大水塘，埂身西段有一磚砌方拱形直徑約五十公分小涵洞，以溝通兩塘水系。常見流向南的水中夾有花瓣，附近又無桃花，相傳系三妃哭泣的淚水所致，因名“泣紅洞”，俗稱“桃花洞”。三妃墩緊鄰西面，半隔直對里仁巷的藥王廟西，就是延佑觀。

    延佑觀俗稱“大觀”，遺址在今飛鳳路西側(cè)近鼓樓南路一段，即今前中心小學(xué)。建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為泰興最古廟觀之一。坐北面南，面橫一條東西大巷名“觀前巷”，即今之飛鳳路自農(nóng)行后門至鼓樓南路一段。大門是一三間堂屋，東西緊連圍墻，正中一間門檻約有五六十公分高，有插隙以供上下，檻外左右各按一大石鼓，兩扇各寬約一米多的大門，門頂額正中懸一長方紅底大金字——“延佑觀”匾額，字體近楷而略帶行，觀字左半“雚”與另兩個半字，明顯看出截然兩人手跡，沒有上下款，不知何人手筆。堂屋內(nèi)駐有“轎行”，進出均由東首上拱下長方小院門。內(nèi)即一南北約四五十米，東西三四十米的大庭院，零星點綴幾株高大的古柏樹，頗有“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感覺。座北面南是一五楹開間畫棟雕梁，飛檐疊頂宮殿式的真武大殿。石階下兩顆千幾百年樹齡的大白果樹，腰圍足有雙人合抱。大殿檐高約四五米，殿內(nèi)俱是一人合抱的漆有朱紅的楠木柱，由于年深月久已變成暗褐色。面南神臺上坐著一尊高幾乎達屋頂?shù)恼嫖浯蟮�，金身塑像，道服天師簪，五綹長須，隨風(fēng)飄揚。由于年久失修，約在公元1934年，我七八歲去瞻仰時，大帝兩旁的龜蛇二將神塑，灰塵覆滿，看不出猙獰的形體。殿內(nèi)猶殘存著架鼓吊鐘，被居民流浪戶用蘆葦東隔一塊，西圍一戶地雜居有十多家。尤其甚者，各戶均以磚坯堆砌土灶，各行燒煮，把座神殿糟蹋得漆黑一團，分不出磚木。最后于1942年敵偽時期被偽十九師長蔡鑫元全部拆去，改建成“私立延令中學(xué)”。大門上那塊《延佑觀》匾原收藏在學(xué)校辦公室內(nèi)，經(jīng)過變遷不知去向。

    這塊《延佑觀》匾，泰興民間盛傳是岳飛手跡。問及“觀字”為何兩人手跡，解說當(dāng)岳飛寫到“觀”字一半時，報說金兵大舉入侵，來不及寫完即擲筆上陣，奔赴柴墟（即口岸）御敵。此后再也未來泰興，由后人補上，我覺得大有疑問。

    1、“延佑觀”三字，從字義上說，決不是一個臣子的口吻，尤其是岳飛這樣愚忠的人，更不會有這僭越行為，而是皇帝的口吻。如岳飛奉詔代書，一定上款“敕賜”下款“臣某”敬書，如現(xiàn)存金山頂碑亭中《江天一覽》那樣。原系康熙皇帝臨覽時的口語。經(jīng)曾國荃書寫勒石。且字體必須筆筆真而和匾上行中有草，這與岳飛現(xiàn)在泰州市博物館《還我河山》遺墨完全兩樣。

    2、《光緒縣志》記載，紹興廿一年（公元1151年）敕賜《延佑觀》這岳飛遇害于紹興十一年臘月廿九日除夕。（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已死后十多年。如說《延佑觀》是岳飛生前遺言，而皇帝據(jù)以敕詔的則更不可能。在君主時代卻有一種鐵的法律只有臣下因襲皇帝的話，決不可能皇帝來因襲臣下的話。即使當(dāng)時宋高宗有這個意圖，也會遭庭議諫阻，因為那時岳飛尚未“平反昭雪”。

    根據(jù)以上論點，《延佑觀》決不是岳飛手跡。如此究系何人手跡？可肯定地說是宋高宗趙構(gòu)本人。有以下幾點根據(jù)。

    1、紹興廿一年敕賜《延佑觀》時，宋高宗人在臨安（今杭州）那時沒有電報及傳真，全憑文書傳遞，必得有人書寫傳諭。發(fā)臣下遵諭書寫，那一定要上款“敕賜”下具“臣某”敬書，否則就是欺君僭越。如康熙在杭州靈隱寺親書《云林禪寺》就沒有上下款，因為系康熙本人書寫。到了乾隆他就下款自書“御筆”兩字。

    2、1982年《參考消息》報道：國民黨由大陸攜往臺灣的墨寶有宋高宗的真跡，陶宗儀《書史會要》稱：“高宗善真、行、草，天縱其能，無不造妙”，《玉�！贩Q：“詔書親札，文章奎華超古冠今。”（摘自1988年8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書法知識手冊》278頁）

    由此說《延佑觀》是宋高宗本人手書，似乎近理。

    可是《延佑觀》中“觀”字一半“雚”又出自何人手跡，泰興民間傳說有二：

    其一，當(dāng)初岳飛書寫至“觀”字一半，即擲筆上陣，留下一半“雚”由后來同治年間由書法家優(yōu)貢朱銘盤補上，上面已經(jīng)否認不是岳飛手跡，不用再加論證，只須一點說明這一傳說不存在。岳飛是一書法名家，他怎好先寫“觀”的一半“見”字？

    其二、當(dāng)年遞役由臨安來泰興，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路中不知要經(jīng)過幾天，且又非軍事急務(wù)之事，因此傳遞人員也就不那么急于趕路，路中必然受了潮。或是來泰興后，地方官也未認真查閱，收下后即交延佑觀老道保管。也可能老道保管不善，漏水沾糊，待拿出做匾時，才發(fā)覺出了問題，任他再怎么辯白，也不能推卸責(zé)任，道士是一個書法名家，便私自添上。那時是一個“殺頭”的事，且又識得御筆的人不多，也就“悶聲大發(fā)財”不讓外人知道，這一補筆的老道名字也就失傳了。

    當(dāng)時也解說獨壞“觀”字左半的理由：因為古時橫排字，都是自右向左，卷時也是右里左外則“觀”字一半“雚”必然是首當(dāng)其沖了。再次，古時沒有現(xiàn)在那樣放大儀器，多大就是多大，面積一大更難保管了。我乍聽也感覺不錯，仔細一想還不合邏輯。

    傳遞人員對于詔敕圣諭，尤其高度重視，搞不好是要殺頭的。一般都以茅竹簡，或金屬筒（稱“郵筒”）藏好，外再用黃油布包好，橫扎在肩腰間，決不可能受潮浸濕，因此，決不是路途中的問題。來泰興后地方官也一定要鄭重其事地“焚香拜讀”，不會得有問題，不為發(fā)現(xiàn)。至于說老道保管不善的方面，尤其不可能。任你書法大家劃補高手決不可能彌補得天衣無縫，如深思熟慮地思考一下，這問題很大可能出自宮內(nèi)。

    有人說，大凡書法名家寫東西決不是一氣呵成。如傳說王羲之寫《雁門關(guān)》“雁”與“門”卻相隔一段很長時間，因為“墨寶不輕留”如讓他發(fā)覺所書有所指他就絕對不寫。且又要逢他高興，不高興時僅書一半即擲筆不顧。因而《雁門關(guān)》的“關(guān)”字只書了一個外廓“門”再也不肯寫了，只好由后人補上，更何況是一個日理萬機的皇帝呢？再次這又不是當(dāng)務(wù)之急排上議事日程，遲早不要緊的。也或許是他寫好“延佑”兩個字后，有什么事擱筆，分身處理，久之也就忘去了。他的嗣子趙慎（即后來的宋孝宗）也是一個書法家，《書法知識手冊》中也有介紹（見279）。在受命付郵時發(fā)覺“觀”字未寫，高宗即授諭其子寫成，自己立在旁看著，忽想到筆跡不同，即命綴筆仍由自己把“見”字寫成。

    這一傳說和推敲尚合符邏輯。

    由以上這一系列事實和引證卻引出一個問題：宋高宗是否來過泰興？由以下幾點引證來回答：來過泰興。就“駐蹕”于延佑觀，并且還住了幾天。

    1、宋高宗趙構(gòu)自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至紹興初年（公元1131）年所經(jīng)過的地方很多，唯獨敕封泰興城隍為“忠佑伯”這是區(qū)別各地城隍之處。再由“忠佑”兩字看來必與救駕之功有關(guān)。

    2、紹興廿一年，趙構(gòu)已做了廿四年皇帝，當(dāng)時他在杭州，在日理萬機之際還想到泰興的大觀，立即賜“延佑觀”，他如沒有來過泰興或是雖來過泰興，而是一路而過，焉能知道泰興有個大觀而賜“延佑觀”？這“延佑觀”兩字就說明延令村庇佑他做皇帝中興之意，又與“救駕”有關(guān)。

    3、根據(jù)明人程泰象《妃子墓》詩中說明，“三妃墩即南渡時宮中三妃合葬墓”，而三妃墩就在延佑觀東，則就與傳說宋高宗駐蹕延佑觀相吻合。原來宋高宗逃離開封后，臣下護駕至商邱（北宋以商邱為南京，不是金陵，《岳傳》作者搞錯了。）稱帝，不久又為金人攻破，即攜著妃嬪南下，途中躲避金兵迂回周旋來到泰興。那時泰興金兵剛過，泰興城中破壞燒掠一空，延佑觀在城外（今之國慶路即南城河）幸免于兵災(zāi)，容得宋高宗暫時“蹲身”。其中隨行有三個妃子由于途中饑寒驚恐來泰后死了草草葬于延佑觀東，又怕金兵復(fù)至便合葬于水中。后各路的兵馬，將趙構(gòu)迎去金陵（這才是江蘇南京），留岳飛為通泰使泰州知州駐泰興及口岸。因此程詩中有：“魂應(yīng)追帝輦，葬或舊時衣”。如果宋高宗沒有來過泰興，先三妃而走了，詩中就用之不當(dāng)。三妃還不知皇帝下落應(yīng)用“覓”字，用“追”字肯定已知皇帝自同一所在先走了，而后她們有去向地后“追”。

    有以上三點論證可以說宋高宗趙構(gòu)來過泰興，并且在泰興延佑觀駐了一個時期，然則歷代《縣志》上沒有這節(jié)記載，下面來回答。

    清朝統(tǒng)治者愛新覺羅是金的后裔，所以，清太祖努爾哈赤在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國時就公開國號“后金天命元年”。到了明熹宗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努爾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極繼位時稱“后金天聰元年”。后即想到他們的祖先在宋朝時給漢人犯下彌天大罪，在漢人思想中留下惡劣的印象，至今心有余悸地仇視他們。因此，于明毅宗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改國號為“清”，年號清崇德元年。所以凡是牽及到他祖上留給漢人災(zāi)害的史實，均避而不談。可還掩沒未盡間有露出蛛絲馬跡，如《光緒縣志》記“紹興廿一年敕賜延佑觀”一條，這抑或參于修《縣志》的漢人故意留下給后人探索的“痕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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